| 12月5日，科技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组织的SARS疫苗I期临床研究结果揭盲会宣布，我国自主研制的SARS灭活疫苗I期临床试验已经顺利完成，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进展。
在这令人关注的成果背后，临床试验遵循着怎样的原则和标准？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科研人员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接受疫苗试验的志愿者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本报记者兵分几路，对此进行了采访。
临床试验揭秘 □本报记者王乐民罗刚□
●严谨的临床研究方案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卫东介绍说，SARS病毒灭活疫苗I期临床研究有两个目标：主要目标是评价疫苗的安全性，次要目标是免疫原性。
此次所用SARS病毒灭活疫苗分为两个剂型：16SU/1.0ml/支和32SU/1.0ml/支。研究专门设置了安慰剂用于对照组，安慰剂不含SARS病毒灭活疫苗的有效成分，但其外观与试验疫苗相同并采用统一标签，使医生和受试者不能区分。
I期临床试验采用单一中心的随机双盲试验设计，在实行自愿报名、知情同意、遵从入选和排除标准后，共筛选受试者36人，为21～40岁的健康成人。试验中，12名受试者接种16SU试验疫苗，12名受试者接种32SU试验疫苗，12名受试者接种对照疫苗。受试者一共接种两针疫苗，中间间隔28天。每一个受试者接种疫苗后，要做两个小时的留院查看，随后定期接受随访和相关的血、尿、胸片以及血清抗体的检查。
据介绍，为了保证试验的安全进行和数据的科学可靠，此次临床试验设立了独立的数据安全监查委员对整个试验和规范化操作进行监查。
●漂亮的试验结果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本次SARS病毒灭活疫苗临床研究负责人林江涛教授介绍说，自今年5月22日首批4名志愿者接受第一针免疫接种起，男女各18人共36位受试者分6批开始了他们的试验之旅，到9月29日，受试者均完成了56天观察。研究人员开始对采集到的250多份血清进行检测，中和抗体定性及定量检测工作于11月底完成。
林江涛教授欣喜地告诉记者，根据研究结果，36位受试者均未出现异常反应，疫苗安全性得到了印证。试验组24人中曾有5人出现轻微反应――腹泻（对照组12人中有2人也出现了腹泻，两组的发生率没有明显差别）；还有1例曾在接种后12小时一过性地出现了37.4℃的低热，但很快恢复正常。另外，试验组中有2例在接种后的第14天即产生了SARS抗体，第35天已经有超过50％的受试者出现了抗体，第42天血清抗体检测阳性率则达到了100％，试验结果令人满意。因为考虑到免疫水平和抗体产生情况等方面的个体间差异，可能会有部分试验者不产生抗体（这也是正常的），所以根据最初的试验设计，抗体阳转率只要达到85％就算达到了目标，而实际结果则超出了专家们的预期。
●中国标准的“现在进行时”
很多人知道此次免疫接种分16单位（SU）和32单位（SU）两种剂量，但很少有人清楚SU的确切含义。林江涛教授说，S代表Sino（中国），U代表Unit（单位）。由于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Ⅰ期临床试验的SARS疫苗，此前国内外均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参照，因此科学家们希望此次Ⅰ期临床试验的顺利完成以及通过后续工作，可以为世界确立一个“中国标准”，确立一个“中国单位”。
正是因为毫无标准可以参照，研究人员在确定临床试验方案的时候煞费苦心，希望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SARS临床试验方案经得起时间和事实的推敲，力求每一个细节的修改都更为严格、客观。就拿试验分组来说，通常疫苗临床试验时无需设立安慰剂对照组，特别是在Ⅰ期临床试验中主要是评价疫苗安全性并初步考察免疫原性，只要在试验中接种者身体保持健康、体内抗体由阴转阳其实就可以了，但为了使试验更严谨、结果更说明问题，方案中依然加入了安慰剂对照组。
事实上，此次临床试验不仅在试验分组上突破了常规。林江涛教授透露，这回SARS疫苗临床研究是我国首次把疫苗的临床试验放到医院进行，而以往都是在防疫站、疾控部门进行的。这样做主要考虑到中日友好医院作为国家临床药理基地，拥有良好的GCP基础和人员，同时在试验设计、不良反应处理、医学垃圾处理等方面都具备一定优势。在实际操作中也的确如此。为确保整个试验万无一失，医院专门辟出几间医生办公室改为隔离病房，所需的心电监护仪、除颤器、呼吸机、急救药品等“硬件”一应俱全（尽管最终都没有用上），还制定了详尽的疫苗管理、样品管理、紧急破盲流程以及发生SARS疫情或SARS疑似紧急处理预案等“软件”。只要与试验无关，办公室被隔离病房“占据”的医务人员不仅严禁入内，甚至连钥匙也要上交。
另外，一般在Ⅰ期临床试验时对受试者的观察周期通常为1～2个月，此次试验的观察期则定为56天，而且此后仍将继续对受试者进行随访，预计整个观察周期将持续210天。如果210天后体内依然存在抗体，那么仍将进一步随访观察。曾3次组织专家对试验方案进行讨论的WHO，虽然认为56天的观察已经足够，但仍对中国同行的严谨和负责任的科学态度表示赞赏。
●汇集世界的智慧
尹卫东介绍说，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符合国际规范，课题组在研发和制定临床试验方案过程中，始终以诚恳、开放的态度积极与国际接轨，注意与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并听取有关意见和建议。
2003年10月31日，我国科研人员参加了WHO在日内瓦召开的“SARS疫苗研制的必要性和策略”专家咨询研讨会。2003年11月29日，WHO疫苗研究顾问、专家，美国国家疫苗中心专家，在北京就SARS疫苗研究临床方案与中国科学家进行了专题讨论。
2004年3月1日，科技部与WHO在北京召开了SARS病毒灭活疫苗I期临床研究方案专题讨论会，来自国内外顶级的疫苗专家为中国的疫苗研究聚在了一起。
2004年4月8日，WHO专门邀请中国技术官员及SARS疫苗研究课题组专家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SARS病毒灭活疫苗I期临床研究方案讨论会”，WHO官员及专家再次对我国SARS疫苗临床研究方案给予指导。
●多部门“联动”的模式
卫生部科教司司长祁国明认为，在SARS研制期间形成的多单位、多部门的“联动”将作为一种模式继续发挥作用。
祁国明介绍说，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科技攻关组于4月25日成立，并将SARS疫苗的研制工作确定为其首要任务之一。4月28日深夜，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疫苗研究专家尹卫东带着SARS灭活疫苗研究计划向科技攻关组进行了汇报，科技攻关组迅速组织科研队伍投入SARS灭活疫苗的攻关工作，研究经费也于5月3日拨付给课题组。
在科技攻关组的统一协调组织下，疫苗生产研究领域的优势力量迅速整合在一起，打破了过去由单一科学家率领一个课题组进行一个体系研究的传统模式，而由一个专门从事疫苗研发和生产的高科技企业为主导，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试验动物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等国家科研机构的力量，组成科研团队。此外，国家新药审评中心、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也多次组织专家为SARS灭活疫苗课题研究，提出建议、思路和进行各项技术指标的检验检定。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科院基础所、中国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阶段参与到项目的研究中。
祁国明表示，通过科技攻关，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只疫苗，还有高质量、高效率开发新型疫苗的组织、科研和生产能力。SARS疫苗的研制有力促进了我国生物制品研究领域的全方位进步。SARS灭活疫苗I期临床试验的顺利通过，证明这种多单位、多部门的“联动”模式是有效的。他说，不论是今后SARS疫苗的后续研究还是其他重大科研项目，所形成的这种“联动”的模式将会得到保留和倡导。
●后续研究要等时机
据尹卫东介绍，在SARS疫苗I期临床试验结果揭盲后，科研组主要还要完成两项工作，一项是I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呈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另一项是继续追踪观察受试者，评价疫苗接种后210天内的安全性和抗体永久性，此项工作将持续到明年3月。
祁国明表示，对于今后SARS疫苗的后续研究，一定要把握好“时”，要按照科学的程序有序进行，不能因强调快而降低了质量要求。他同时表示，我国SARS疫苗的研究，不要重复走“同一技术路线”，如果要有突破的话，还要倡导其他的技术路线。
对于是否会进入II期临床，该课题组首席病毒学专家、中国CDC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董小平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在目前阶段有没有必要在更大范围内试验，要在更大范围内组织专家论证；同时，要经过流行病学的检验，如果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疫情，进入后期临床研究的条件就不具备。但他表示，SARS疫苗I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对公共卫生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做到了“有备无患”。
尹卫东也表示，能否进入后期的临床研究，要严格按照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程序走，同时还要看是否有疫情出现。但无论如何，企业、科研单位以及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做好相关的技术储备。他说，我们希望做到“技术有备”，“疫情无患”。
科学家在宣布SARS病毒灭活疫苗的进展时一再强调：这只是一个“阶段性”重大进展，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完成SARS病毒灭活疫苗I期临床研究，但切不可急于求成、盲目乐观，从疫苗完成I期临床研究到最终上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感谢志愿者的献身精神 □本报记者罗刚□
在顺利完成Ⅰ期临床试验后，林江涛教授回想起试验之初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他告诉记者，在找到中日友好医院之前，已经有几家医疗单位拒绝了临床试验的请求，当然主要还是从安全方面考虑。基于在去年SARS一线的亲身经验和对同行前期工作的信任，林江涛教授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用1个多月对试验方案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
5月21日晚上，一直很坦然的林江涛却有点睡不着了，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此时一同向他袭来――毕竟在第二天，全球首针SARS疫苗就要注射到人体，会出现什么情况谁都无法预料。
5月22日，第一位受试者小梁痛快地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后，准备接受这举世瞩目的“第一针”，此时的他却突然有些紧张，拉着林江涛教授的手也出了不少冷汗，其实最后的揭盲结果表明他当时接种的只是安慰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在读研究生的小梁回忆说，当时紧张并非不信任疫苗的安全性，主要还是当天现场的人不少，又是拍照、又是摄像的，那种气氛不由得让人紧张起来。其实打完针，自己的紧张情绪反而缓解了不少，毕竟“那一层窗户纸已经捅破了”。善解人意的小梁还告诉记者，为了不让别人替自己担惊受怕，至今他的父母、同学和学校还不知道小梁实际上已成为SARS疫苗“吃螃蟹的第一人”了。
“第一针”接种之后过了5分钟，小梁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反应。第二位“勇士”小兰被允许进入注射室，一位护士过来为他接种了实际上的第一针SARS疫苗。正在北京化工大学读研究生的小兰对记者表示，当时他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疼。之后小兰和他的同伴们又在医院接受观察两个小时。林江涛教授解释说，这主要是为了观察受试者是否会出现急性期反应（如严重的过敏反应），以便及时处理。记者电话采访小兰时，他只是腼腆地说，SARS期间白衣天使们无畏忘我的精神使他很受感动，一直希望自己也能有机会为防治SARS做点什么。尽管小兰的生活并未因此而有什么改变，但成为志愿者的决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使他加入到“无名英雄”的行列中来了。
林江涛教授认为这些无名英雄的行为的确很感人：在SARS疫苗还没有被批准开始Ⅰ期临床试验前，很多人就主动报名要当志愿者。由于报名的人很多，加上本身Ⅰ期临床试验人数就比较少，同时出于对试验人群中一些可控因素的考虑，本次试验并未采取公开招募的办法。出于对随诊方便程度和应急情况处置的考虑，志愿者联系起来要尽可能方便，小梁是林江涛教授的一位研究生的男友，而以前就认识林江涛教授、闻讯后赶来报名的小兰则离医院很近。当然，所有入选者都要经过一番详尽的体检，以确保其身体健康。
在试验期间，这36位志愿者要跑到医院十多次，抽血七八次，更不要说他们可能会承受的压力了。比如，一位志愿者是导游，很早就要出发带团，他每次都在早晨5点多就跑到医院采血；还有一位志愿者每次都由开明的母亲陪同参试，后来又介绍来另一位志愿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才使得我们的试验能够顺利开展。”林江涛教授说。
收获的不仅仅是疫苗 □本报记者王雪飞□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只不过没有流在脸上，而是淌在心底……”SARS灭活疫苗研制项目课题组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秦川告诉记者，在12月5日举行的SARS灭活疫苗1期临床试验揭盲会上，当初她和同事们为建立感染SARS疾病动物模型日夜鏖战的一幕幕，就像电影镜头一般在她的脑海里闪过，一切是那样清晰……
●迈过动物实验这道“坎”
疫苗研制首先必须迈过动物实验这道“坎”，只有先在人类的替身――实验动物身上见到“胜利的曙光”，才有可能在人身上进行进一步验证。
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个成功感染SARS病毒的疾病动物模型。SARS研究的“千军万马”被SARS动物模型“绊”住了脚步。突破“瓶颈”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秦川和她的同事们被寄予厚望，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也扑面而来。
那一天，为获得宝贵的研究素材，秦川进入SARS患者尸检房取病理标本。作为医学科学工作者，她不能流露丝毫惧色，说出半个“怕”字，然而作为普通女性、妻子、母亲，她的内心深处难免也对这种高度传染、涂炭生灵而又全然陌生的病毒怀有疑惧。当秦川浑身透湿地捧着标本出来，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医科院党委书记刘谦、副院长何维一直站在门口等着自己，并投来关切、信任和鼓励的目光，她心头一热。
秦川一头钻进P3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与大家一起没日没夜地苦干。当时日益严峻的疫情与科技攻关“瓶颈”的迫人情势，就像两股拧在一起的鞭子，“抽打”着秦川和同事们陀螺般高速旋转。最紧张的那两个月，他们每天工作20个小时以上。13种备选的实验动物，哪种动物有希望感染上病毒，哪种感染途径效果最好，一切都是未知数。攻关组每人盯”一摊，一个都不能少。他们当中，有年仅1岁幼儿的母亲，有刚刚结婚的新郎……
●“我们都不敢往墙上靠一靠”
“你能想象吗？当时我们都不敢往墙上靠一靠，因为一靠就会迷糊过去。”秦川说，“P3实验室成了我们抗击SARS的特殊战场。由于人与动物无法用语言沟通，无法取得动物配合，还要时时提防病态下猴子的抓咬，其难度可想而知。只要一进实验室，最少在6个小时内不能喝水，不能进食，不能上卫生间。有时为了完成一个完整实验，我们连续10多个小时不能出来。看看谁的脸色苍白了，赶快‘撵’出去透透气儿，喝上几口水，再回来接着干。”
终于，有两个实验组取得阳性结果，15只恒河猴被感染上SARS病毒，并且呈现与SARS病人类似的临床病理表现。经过重复实验确认，世界上第一个感染SARS疾病病理动物模型在中国医科院实验动物研究所诞生了。
几乎是在同时，SARS疫苗研制攻关战正式打响。
动物模型成功建立后，秦川等又投入疫苗研制的动物实验中。先后开展了SARS灭活疫苗对动物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免疫保护的有效性等一系列评价研究。他们给恒河猴以及小鼠、大鼠、豚鼠和家兔等实验动物注射不同剂量的疫苗后，再分别于不同阶段用SARS病毒对动物进行攻击，经病理学检查发现，疫苗对实验动物有明确的保护作用，并能减轻疾病症状。
动物实验一声“OK”，国家放行SARS灭活疫苗上到人体。近日结束的Ⅰ期临床试验结果证实，该疫苗对人体安全，注射疫苗的志愿者如愿获得SARS中和抗体。
一路走来，作为科研带头人的秦川无疑是成功了，然而作为母亲，她却欠下了一份“心债”：由于那段时间丈夫出国不在家，自己又忙于工作，面临中考的儿子基本处于自理状态。中考结束，儿子考得不甚理想，没能升入一流高中，秦川的心被内疚和遗憾揪得紧紧的。
●所有的成功和光荣都属于团队
秦川告诉记者，在那个非常时期，无论是所里的小团队、还是整个疫苗研制大团队，无论是称职的“总后勤部长”医科院副院长宋学民，还是毫不计较得失的沈岩、强伯勤、倪安平等医科院基础所、协和医院的大小专家都让人感到温暖和振奋。
在研制SARS灭活疫苗的过程中，秦川与科兴老总尹卫东、中国CDC病毒所所长董小平成了默契的“哥儿们”。每当他们从动物实验室里出来，首先映入眼帘的，经常是一大捧科兴送来的鲜花。去年6月初的某日，恰逢董小平生日，当时北京满大街饭店因SARS关门歇业，生日蛋糕一时成了稀罕物儿。几个弟兄“踏破铁鞋”终于为他弄来一只。蜡烛点燃了，大家的心贴得更近了。
秦川和朋友们认为，这次攻关收获的决不仅仅是疫苗，团队精神也是它留下来的一笔宝贵财富。(来自《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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