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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在岗位上闪光”――常州七院召开优秀青年成长交流会 |
| 发布日期：2012-12-10 来源：档案馆 浏览次数： 字号：〖大 中 小〗 |
耗材价格“虚高症”能治 在医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手术室里正在做一台手术，手术室门口站着一排器材公司的业务代表。业务代表都背着各式耗材，等着手术医生发话需要什么东西。医生一说“我要某型号支架”，业务代表们就赶快翻腾自己的箱子看有没有合适的货。有时，几家业务代表还会为争一个机会打起架来。但最终是谁跟医生的交情好、谁给的回扣条件最优惠，谁的支架就会被安在病人身上。 这样的故事根据手术科室不同有很多版本，其中有多少夸张和演绎的成分不得而知，但却绝不是空穴来风。不信，现在就可以到一些知名医院的心外、骨科等科室看看，或许就能看到这类故事的现实版。 记者的一位邻居曾因胸口突然发闷被送到医院急救，回来血管里就给放了几个支架。“或许该放吧，”邻居说，“反正有公费医疗。但看报纸说支架乱放现象很严重，医生有高额回扣，这么乱乎就不能治治？” 为了给高值医用耗材价格“挤水”，从今年1月1日开始，卫生部在8个省、市开展了高值医用耗材集中招标采购试点工作。试点效果究竟如何，目前还没有来自官方的通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通过加强院内管理，推动高值医用耗材规范采购与使用，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今年，该院招标高值耗材的中标价比2004年平均降低了19％，收费价平均降低了14％。今年1～8月份，医院门急诊人均费用同比下降了7.2％，改进以后的每床日费用比改进前降低了9％。医疗工作质量显著提高，病死率同比下降14.3％，治愈好转率同比上升1.5％。 尽管效果这么明显，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胡盛寿还是说，高值医用耗材价位虚高背后隐藏着很多问题，在治本措施一时还没法实行的情况下，医院只有加强内部管理，尽其所能解决问题。 阜外医院规范耗材购进和使用 阜外医院医用高值耗材收入占了医疗总收入的45％～50％，相比之下，药品收入就算不得什么了。医疗圈一提医用高值耗材价格“挤水”问题，首先联想到的肯定是“耗材老大”阜外医院。 2002年，阜外医院着手规范高值医用耗材的管理，一方面利用多种形式，加强法制和职业道德教育，深入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一方面推出一系列治理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的措施： ――规范采购流程，变以往医生与厂家之间的灰色交易，为医院与厂商之间的公开交易。该院在每个专业领域成立专家委员会。专家们根据产品质量和技术需要，集体论证，在所有器械厂家中挑选3～4家的同类产品备选，由专家委员会决定各个厂家的份额。这个份额一经决定，一年不变。 ――严管流通环节。对物流系统进行改造，对器材处进行大改组，严格库房管理制度，要求器材出入库认真核对记录，做到账账核实。使原来只充当“器材仓库”的器材处，真正发挥管理职能。 ――院内二次筛选和谈判。对有参加政府规定的统一招标采购试点的耗材，严格执行统一招标价。对还没有列入统一招标的器材，通过院内二次筛选和谈判的方式，要求器械厂家必须以比全市最低价还要低20％左右的价格卖给医院。一些价格虚高得离谱的产品，如大血管的支架及过滤伞原来需要12万元，该院成功压价到9万多元，为病人节省了大笔费用。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尽量采用价格较低的产品。 ――规范耗材使用。通过内部控制，合理降低高值耗材使用量。 耗材价格“虚高症”该怎么治 阜外医院的领导班子承认，这些做法肯定得罪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但换来的却是医、教、研工作的全面发展。可某知情卫生行政官员说，单纯采用招标或集中采购的方式无法降低耗材价格。 这位官员说，我国高值医用耗材来源多样，产品质量差异大，没有统一标准。有的产品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新产品更新换代快，单纯靠招标或集中采购降低价格很难。比如，你刚招标定下某种耗材的价格，他马上又推出换代产品，原来的定价基础不存在了。类似办法会把以前的降价努力都消解掉。 这位官员还透露，卫生部在高值医用耗材集中招标采购试点期间，为了让企业降价，曾组织专家对产品提出了建议价格。但由于卫生部门没有定价的职责和权利，缺乏法律法规的依据，此举受到企业的严重质疑。同理，作为主体的医疗机构，实际上也是没有定价权的。政府出面的集中招标采购并不是长久之计。政府采取限价的方式似乎更为合理：由价格部门牵头，卫生部门参与，将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在此限价之下，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 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说：“规范医用耗材管理，我们一直努力在找平衡点，既要抓治理又要保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从目前情况看，大多数人是理解的，这是我们继续这项工作的信心来源。” 他认为，要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真正“挤水”，政府首先要把住进口环节，由国家出面招商。他说，有的高值医用耗材进口时是按斤论价的，却按个申报，海关要提高监管能力，把好进口关。国家还应对耗材减税或免税，减轻患者负担。流通流域一直打着“市场调节”的旗号哄抬价格，市场又缺乏监管，因此应减少流通环节，提倡厂家直销。应由国家发改委、物价局牵头，出台指令性价格。 学者何铁强认为，通常看到治理看病贵是利用降价这一行政手段，很少有医院采取措施主动“压价”的，因为医院缺乏动力。阜外医院的做法是一种自律，其做法中追求规范化的意义更为重要。解决看病贵，在医疗行为上亟须解决的是遏制因滥用而发生的高昂费用。由于 医疗上的合理使用而带来的价格偏高问题，才是需要政府通过定价政策和购买策略调整发挥作用。规范医疗行为，实际上是规范医生的操作，对于医院的运营、采购、供应、评价等，同样也应规范。(来源：健康报) |